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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伊斯坦佈爾 網上圖片
近來“土耳其”成為熱詞。該國一些關於中國穆斯林的不實報道，讓原本眾多遊客心嚮往之的異域國度，瞬間轉為口誅筆伐的對象。此處並非要談政治，因為任何新聞報道都難免存在傾向性，而在未透徹瞭解台中通馬桶推薦的前提下做到客觀公正，難度極大。
這裡要談的一段歷史，及一位作傢。對他國國情認知存在偏差的土耳其人，即便對於本國歷史所知的也是“部分真理”（half-truth）。今年恰逢亞美尼亞大屠殺一百周年的紀念，不可能指望在世的土耳其人（尤其是年輕一輩）對於自己先輩一個世紀之前的滅族行徑坦然面對。因為這段黑歷史鮮被提及，而為真相登高而呼的本國人，結局參照帕穆克（Orhan Pamuk）。
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見容於母國政府、輿論的先例，帕斯捷爾納克、索爾仁尼琴到高行健皆是，而二○○六年的得主帕穆克恐怕是最新的一位。帕穆克因言獲罪是在二○○五年，亞美尼亞大屠殺的上一個整十年紀念，隻因在接受採訪時的一句“三萬庫爾德人和一百萬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被殺害”。公開談論此事是觸犯土耳其法律的，而帕穆克為這句話既賠瞭錢，又遭瞭罪。作品被焚燒，生命遭威脅，充分體會瞭他惺惺相惜的印裔作傢拉什迪（Salman Rushdie）當年的“禮遇”。這一切都被帕穆克記述在隨筆集《別樣的色彩》（Oteki Renkler）中。
未立法免牢獄之災
但帕穆克並非心甘情願地給自己貼上“言論自由鬥士”的標籤。他在二○○二年的小說《雪》（Kar）中就描繪瞭一位因為政治立場而不得不遠離故土的主人公，帶?極度痛苦的色彩。對伊斯坦佈爾充滿感情的帕穆克不想遭此命運，所以在說那句話時未用“種族屠殺”等敏感的詞彙，甚至連殺戮者是誰都刻意模糊。無奈的是對於此事的敏感非但流淌在多數土耳其人的血液中，甚至寫成瞭法律條文。這一“侮辱土耳其國格”的三百零一條款在帕穆克“口不擇言”後幾個月頒佈，多虧“新法辦舊罪”未被司法系統採納，否則帕穆克怕有牢獄之災。
十年過去，大屠殺居然已是一個世紀前的舊事瞭，但帕穆克依然如故。十年前聯名聲援他的作傢，如厄普代克（John Updike）、馬爾克斯（Garcia Marquez）和格拉斯（Gunter Grass）先後作古，而格拉斯三個月前的逝世更是讓人再度感嘆：我們需要敢於揭歷史（尤其是本國歷史）瘡疤的作傢。格拉斯早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團，在後期的作品中毫不避諱，且深刻反省自己的那段黑歷史，也獲得瞭多數讀者的寬恕。更早之前《查理周刊》（Charlie Hebdo）慘遭槍襲，以及又被提及的一九八九年“拉什迪事件”，又讓人看到某些群體對於指責其“缺乏寬容”的人趕盡殺絕的同時，恰是用自己的愚昧和憤怒證實瞭那些指摘。
成為真正土耳其作傢
這也是過去十年裡，土耳其讓帕穆克惶惑的地方，幸而他看到瞭改變。二○一○年，伊斯坦佈爾幾所大學就此主題開辦瞭研討會，歡迎一切與“政治正確”相反的立場。這是進步。在上月結束的上海電影節上，講述那段歷史的電影《切口》（The Cut）公映，更是證明一國對於任何歷史的蒙蔽，不可能逃脫全世界的眼睛。片中來自亞美尼亞的父親僥幸逃脫土耳其人製造的劫難，卻在回歸故土後發現妻女走散，於是遠渡重洋，終於在美國與女兒重逢。片尾鏡頭掃到埋葬?亡妻的墓碑，恰證明一百年前的歷史縱然埋葬，卻不可忘卻。
故而，帕穆克覺得經歷的這十年劫難，讓自己成瞭一個“真正的土耳其作傢”。真正屬於一國的作傢，理應是不怕揭歷史的瘡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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